时报讯 一月的杭城，夜里异常寒冷。杭州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姚建堂和同事，在城站火车站见到流浪儿小凡时，小凡身上只穿着薄单衣和一件极不合身的破棉袄。小凡16岁，来自安徽，前段时间刚搭火车来到杭州。对于这个陌生城市，他觉得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流浪儿童的救助很难，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更多流浪孩子有‘家’。”省民政厅副厅长李立定，在关于改善救助保护城市流浪儿童工作条件的建议中指出，目前我省共有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73个，按理各管理机构下都应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但事实上只有11个地级以上城市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其他62个机构因经费、环境等因素，原定的设立计划“胎死腹中”。
救助机构的人手不够
流浪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劣，身心健康令人担忧，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和牟利工具，甚至遭受摧残和虐待。
2008年，我省流动人口总数为1823万，按照有关部门流浪儿童的数量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5.44％。这一方法估算，我省城市的流浪儿童总数在10万人左右。
姚建堂说，从1997年至今，中心救助3000多人，2008年救助650人左右。每天，滞留在中心的达40多人，全年达10000多人。
“救助群体在逐年庞大，救助人手却不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处长李忠说，救助机构的人员配置，已成为有效救助的最大制约。
从工作量来说，街头劝导、延伸救助一块，是有专门同事做一线工作，“但人不是很多，也不会在路上见一个劝导一个，毕竟没这么多人力。”
而困难的是，他们很难分清哪些孩子是独自乞讨，哪些是被成年人控制的。
“一般来说，我们只能劝说，但有时孩子习惯自由生活，不习惯被约束，不接受救助的案例很多。”
16-18岁孩子救助最难
从救助年龄来说，16岁到18岁的流浪儿救助最难。
流浪儿小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小凡生长在单亲家庭，来杭州前常在甘肃平凉火车站一带流浪。2003年底，他决定离开家乡外出闯一闯，于是坐上南下的火车。当他随着大批乘客下车后才发现，他已来到杭州。
“从民法上来说，他们已具备自由行为能力，也有自己想法，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维持生活，但无奈因为各种原因过着流浪的生活。”
从救助心理来说，救助的头两天，被救助的孩子可能会产生抵触心理。
“有的会因为不了解政策，或救助愿望得不到满足，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抵触感。”
姚建堂说，像小凡这样的孩子，他们救助过很多，每次工作人员劝他们回中心，过不了几天，他们还是要出去“流浪”的。
环境令孩子感觉压抑
“从救助中心现在环境来说，我们有道封闭式围墙，进来不能随便出去。这给孩子们造成压力，在里面他们要适应一段滞留期，这令他们产生不理解、恐惧心理，认为自己是犯错才到这里。”
“从法律角度来讲，孩子到了救助中心，我们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如果让他们出去出了问题，我们要负责的。”姚建堂解释说，事出有因，“我们不仅提供简单救助，还会在精神支柱上做工作。”
孩子们的基本生活，都会有专人妥善安排，每天都将安排课程，组织活动，如有需要，会指定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
救助站不只是收容所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不是纯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它承担着巨大的社会管理职能。”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处长李忠也参与提案调研。他说，目前，社会对民政部门的救助工作存在很大误解，简单把救助站理解成收容所。
“城市大量流动人口中，有户籍信息的，纳入公安系统管理；没有户籍信息的城市流浪汉，经常是被送往各个救助站。”李忠说，救助站已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功能，但在职能属性上，却还是“公益”性质的纯事业单位。
李立定呼吁，救助管理机构应统一列为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从全国来看，城市救助机构实行参公制度管理不在少数。新疆、辽宁、上海、重庆、西宁、郑州、昆明、青岛等地区都已有类似做法。
更多流浪儿童需要“家”
据了解，全省有62个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因经费、环境等因素，没有设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目前，我省挂牌的地级以上城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有11家，但都是依托救助管理站而建立的，其环境、设施、功能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流浪儿童救助、教育和保护工作的需要，设施建设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跨省区救助护送的费用以及精神病人、危重病人等的支出也比较高。
因此，提案建议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这项工作的资金支持，以使更多流浪儿童能获得救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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