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高额补偿的做法体现出难得的诚意。但除此之外我们难以明白的是，高额的补偿能够成为“钉子户”们必须受强拆的理由吗？超过2/3的人就可以决定“极少数”人的房产吗
从重庆钉子户到成都唐福珍，那些在一个个挖掘机锐意挺进、房屋次第倒塌的拆迁现场，能够最后成为“钉子户”的，常常是极少数。因为是极少数，他们的坚守与抗争才更为惨烈，他们的胜利或失败才更为彻底。然而，这到底是喜耶悲耶，“极少数”现象在广州市将不复在。
为了防止钉子户的出现而影响旧城改造，新近公布的《广州市旧城更新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指导意见》规定，如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的户数达到或超过总户数的2/3的，对逾期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拆迁人可向旧城更新改造项目所在区的国土房管部门申请启动拆迁裁决程序。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裁决结果的，由旧城更新改造项目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迁，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很意外地，这个“指导意见”正在收到一些积极的评价。譬如《南方都市报》昨日社论对意见中相当阔气的补偿方案大放赞声，指出“总体来看，这个方案对被拆迁方比较有利。”应当承认，相对于不少地方拆迁运动中“低至尘埃”的补偿，广州高额补偿的做法体现出难得的诚意。但除此之外我们难以明白的是，高额的补偿能够成为“钉子户”们必须受强拆的理由吗？超过2/3的人就可以决定“极少数”人的房产吗？
公民物权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因为这是一种独享并排他的权利。而以一种民意表决的形式来作为某种暴力行为的合法前提，正如不久前一辆客车上，乘客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将两位疑似患甲流的乘客赶下车一样，都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而我们知道，正是这样的一种力量，曾经逼使苏格拉底饮下毒鸩，也将布鲁诺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因此出于对它的警惕，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拥有多数也不能享有无限的权力。
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覆盖群体的宏大叙事，替代掉一些具体而微的悲欢；用一种只见树林的茫然，否决掉每一根树木的悲喜。岂不知在一个法治与权利时代，民主的精义不仅在于“尊重多数”，更在于“保护少数”。
在不断上演的拆迁运动中，人们不断提及“西雅图老太”的样本。这位被称为“美国钉子户”的梅斯菲尔德有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有开发商想在此建一座商用大厦，而老太拒绝搬走。根据测算，梅斯菲尔德破旧不堪的房子只值8000美元，尽管开发商将报价提到100万美元，老太还是不肯搬。最后，开发商只好修改了图纸，建起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梅斯菲尔德的朋友说，“她希望就在自己家里告别人世，就在她母亲当年离世的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沙发上。”
在广州拆迁指导意见之下，不会有“西雅图老太”。因为在“超过2/3的人”面前，一切的少数派及钉子户，只能成为黑龙江东宁县县长在该县“拆迁大跃进”时所说的，“以卵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