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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坡贡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在处理村民打架时开枪，打中两个村民，导致他们死亡。官方说，张磊开枪前受到袭击。
20日，自称受害人的关岭县岗乌镇小盘江村村民岑金能说：2004年4月4日晚，时任岗乌派出所副所长的张磊曾与另一名民警梅陆闯入他的住宅，进行打砸。
岑金能称，他就此事写过材料向政府部门举报，他手上有张磊在打砸其家时遗落的公文包为证。 小盘江有村民证实确有此事，但时任岗乌派出所所长进行了否认。
关岭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王湛称，将对这一事件调查。
“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有枪”
岑金能（又名岑金伦）20日说，这一打砸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在广东深圳打工，家里只有其妻子伍典芬和13岁的儿子。
有多名证人签字的《口述证实材料》和《严惩害群之马 以保百姓平安——关岭公安局干警张磊、梅陆夜撞民宅扰民害民事件反映材料》中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张磊、梅陆喝醉了酒，无缘无故冲到岑金能家，将屋顶水泥瓦砸烂了几块，把门打烂、破门而入，强行将伍典芬喊起来，追问岑金能下落，得知不在家中后，将家具和生活用品砸烂。张、梅两人自始至终未讲任何原因。
20日，伍典芬回忆说，两人在打了房屋外的水桶后又开始打门，“我问哪个？他们喊，不管哪个，开门开门。”
惊恐之下，伍典芬高喊：“抢人了，救命啊。”居住在附近的多名村民听到喊叫声后，冲出家门赶了过去。
村民岑金文说，他听到伍典芬带着哭腔的喊叫声后和很多村民一起赶到了现场，在岑金能的住宅门口看到了两个人在乱砸乱打。“他们说自己是公安局的，有枪。我们就害怕了。这两个人没有穿警服。”
受害人：遗落的公文包是证据
20日，岑金能在家中翻出了一个公文包，公文包内有：张磊做的另一起案件的询问笔录、印泥、钥匙、一双袜子、通讯录、空白询问笔录、暂住人口登记表等。
岑金能说，这个公文包是当年张磊遗落的。他提供的照片显示，当时公文包就掉在被打坏的家具旁。
打砸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解释：“喝多酒了，弄错了。”派出所所长龙发才与岗乌镇政府驻村干部伍典卫到岑金能家，要求用60元赎回公文包，被拒绝。
当年10月，回到老家的岑金能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投诉。“我们家又没犯法，这种事（被警察夜闯）在农村很败坏名声，最好恢复一下名誉就算了。按我们这里习惯，买一只鸡和一壶酒，赔个礼就行。他们不肯，所以我就告了。”岑金能说。
岑金能先后将文字反映材料和家中被砸现场照片递交到岗乌派出所、关岭县公安局、关岭县政府，要求查处张磊和梅陆违法违纪行为，但没有结果。“后来他（张磊）调走了，我们家就没有追究了，因为没有钱。”岑金能说，他至今没想明白，警察闯入他家到底为什么。
当地公安部门表示将调查
当年的驻村干部伍典卫证实说，他在打砸事件发生第二天来到小盘江村，出于工作需要，他了解了情况，“龙发才让我到岑金能家说和”。但伍典卫说，涉事警察是潘黔（音），还是张磊，他忘记了。
20日中午，当年在《口述证实材料》上签字按手印的村民伍典茂、伍典景，根据记者提供的照片，一眼指认出6年前夜闯岑金能家并进行打砸就有张磊。 20日晚，已从岗乌派出所所长任上调到关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龙发才，在电话中否认警务人员深夜醉酒后到岑金能家打砸。对于遗落的公文包，龙发才说：“那个包是掉在山上的。”
20日下午，记者将《口述证实材料》提供给了关岭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和督察大队，关岭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监督室主任王湛说会进行调查。
枪案目击者无一证实死者袭警
当地官方在通报时并未公布认定“袭警”的直接证据。而多家媒体的独立采访中，目击者无一证实“袭警抢枪”的情节。在目击者的描述中，警察张磊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接着，直接朝着村民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他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过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
贵州省政法委介入安顺枪案
近日，由贵州省政法委统筹协调，派出了由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以及安顺等市检察、公安部门办案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1.12”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工作。
贵州省政法委副书记杨舟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岭“1.12”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政法委、省公安厅领导高度重视，及时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清情况，依法依规处理。贵州省公安厅及时派员前往指导调查。
事发后，当事人张磊（关岭县公安局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已被停止执行职务）与王道胜（关岭县公安局坡贡派出所协勤）一同接受调查。
贵州省政法委表示，政法机关将本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快查清事件真实情况，依法、严格、公正处理。
警察与枪:爱与恨的矛盾
近年来，警察在执行职务中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个别警察滥用枪械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2006年5月1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警察刘德勇与协警熊福海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将一村民打死。警方认定“开枪属于正当防卫”，而最后结论改成了“意外事件”。2007年11月13日左右，广州珠江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尹方明在医院门前和警方发生争执，被警察开枪击中心脏，经抢救无效死亡。广州市公安局对事件进行通报称，民警在驾驶警车巡逻盘查可疑车辆过程中遭到阻挠，在被抢走警察证并被强行拖拉数米后，被迫鸣枪，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这一通报后来遭到尹方明家属的强烈质疑。
据了解，民警用枪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宽严变化的过程。
2003年2月1日，公安部五条禁令施行，其中规定，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民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或者持枪犯罪的，对所在单位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上一级单位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应引咎辞职或者予以撤职。
之后，出现了警察不敢开枪的现象。“开枪前是警察，开枪后沦为罪犯”，“带着枪巡逻，就像提着炸药包走钢丝”，这些流传在基层一线民警中的顺口溜暴露出他们的尴尬心理。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告诉记者，很多基层领导怕警察用枪出事，将公务用枪收上来，严加保管。“因为制度过于严苛，使警察不敢大胆使用警械或枪支，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在警察的枪械使用与管理上，正是在上述两种现实需求之间，在‘爱、恨’纠缠之间，始终左右摇摆不定。”余凌云说。
（本报综合《新华网》《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