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作为我阅读《别想摆脱书》的最大感想，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一句：我已永无可能在生活里获得平静，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
有人第一次到你家，看见你那极为可观的藏书，肯定会问：你读过全部吗？这曾经是个让我头疼不已的问题，直到我读到本雅明面对同样窘况作出的巧妙回应：你会每天都用到自己收藏的瓷器吗？不过，时间一长这个回答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同一个问题每次都有人问，但是我每次同样地作答就已然失去了乐趣。幸好，今天翻一本好玩的《别想摆脱书》，对于“你读过全部吗？”这个问题，我又多知道了几种备用答案。第一种回答是老实认错型：“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第二种是狂妄自大型：“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三种是挑衅型：“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第四种是谨慎型：“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第五种是绝对型：“我绝不会读。我可不想受到这些我要去评判的人的影响。”第六种可归纳为知识型回答：“藏书不一定由我们读过或者将读的书组成。这是一些我们会读的书，或我们可能读的书，即便我们最终可能没有读。”最后一种答案同样可归纳为本雅明式的回答，不过不是把藏书比作瓷器而是比作葡萄酒：“藏书类似于藏酒，没有必要把酒窖里的葡萄酒全喝了。”
以上几种好玩的答案有的来自于艾柯，有的来自卡里埃尔。安贝托·艾柯（可恶的不统一译名，翁贝托·埃科）自然不用过多介绍，意大利国宝级的学者和作家，在国内也有众多拥趸，中文版作品已出数种，影响甚重。在《别想摆脱书》中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他藏书家的身份，拥有五万册珍贵藏书，其中很多还是“印刷初期珍本”——这个概念稍后再谈——另外一个谈话者是让-克洛德·卡里埃尔，我们很自然猜想到他也是一位嗜书如命的藏书家。这点并没错，但他另外一个身份更为引人注意，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的御用编剧，尤其擅长改编文学名著。作为藏书家的卡里埃尔拥有四万册左右的藏书，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这样两个爱书人聚到一起就算不给他们划下题目，你也可想而知他们会谈论什么，看看他们对话录的名字《别想摆脱书》就明白了，也难怪，除了书还是书。本书对话的主持人是让-菲利普·德·托纳克，他的本意是想让两位藏书家谈谈网络和电子书出现是否会导致书籍的消失和灭绝。这样的话题对两位爱书人来说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并无新奇之处。之前，艾柯曾多次撰文表示光盘永远不可能取代书本。在他看来，图书只分为两种，一种用来查阅，一种用来品读。前者典型代表就是电话黄页、字典和百科全书之类，这样的书完全可以被多媒体光盘取代。另外用来品读的书则大大不同于那些实用性读物，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让人随意地拿到手里，躺在床上读，坐在船上读，在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读，以及在所有电池都耗尽的时候读，它们可以被随意地划上横线，折角，插入书签；它们可以在你昏昏入睡之际被新手丢弃在地板上，搁在胸脯或膝盖上。它们可以方便插入口袋，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阅读强度及频率拥有各异的外形，并会提醒我们还没读过它”（《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艾柯经常用到的比喻是，书籍犹如轮子，一经发明和创造出来，无论对其作怎样细微的修改，都无法改变轮子的特性，“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实际上，在《别想摆脱书》中，艾柯和卡里埃尔仅仅用了两页的篇幅就把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打发了：正如电视的出现无法替代电影一样——《阿凡达》就是最应景的例证——网络和电子媒介也无法替代书。与有些人的忧心忡忡相反，两位藏书家更乐观，电子时代的出现甚至预示我们更需要阅读和书写，“不懂读写，就没法使用电脑”。摆脱了主持人的话题的约束，剩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艾柯和卡里埃尔天马行空的对谈，那才是最好玩的部分。他们谈论记忆术，被遗忘的作家和诗人，各种珍本的收藏，超文本的影响，围绕一个主题构造自己的藏书，正如艾柯所言“我收藏一切探讨虚假、荒诞、隐秘科学和想象的书”。他们谈论历史上各种收藏者逸事，珍贵图书的焚毁，图书馆的消失，他们甚至还谈论到了中国政府对网络和网民信息过滤和审查……这个微妙的省略号自然代表了书中涉及这个敏感议题被删节的部分，另外也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这本大多数篇幅都在谈论旧书的对话录倒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新书，2009年11月刚出了法文版，2010年1月中文版面世。不愧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信息反馈和更新都很及时，艾柯都关心起了中国网民的生存状况。
对话录中大多数的篇幅都在谈论图书的收藏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印刷初期珍本”。卡里埃尔解释说：“所有在印刷术发明之日直到1500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印刷的书都叫做‘印刷初期珍本’，拉丁文incunabula。它们是印刷书籍史的‘摇篮’，包含所有十六世纪印刷的书籍。一般认为，古登堡的四十二本圣经（可惜没有任何年份说明，也就是古本最后几页都会有的相关信息）印刷年份为1452-1455年。”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个标准，艾柯说他有三十来本印刷初期珍本，而后在谈到个人藏书与珍本收藏的区别时，他又说“我有五万册藏书，分散于我常住的家和其他不常住的房子里。但这都是些现代书籍。我还有一千两百本珍本。两者有所不同”。但本书译者吴雅凌在后记中据此说艾柯收藏了一千两百本印刷初期的珍本，很显然译者混淆了“珍本”与“印刷初期珍本”的概念，两者有所不同。
福柯曾说，一本书永远没有明确的边界，它的边界不限于从标题、开始几行到最后一个句号这一范围之内，也不限于其内部的结构和自主的形式里，它陷入了其他书、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的一个指涉体系之中：它是一个网络里的中心节点。现在看福柯的这段话简直是对全球化时代里阅读和书写活生生的预言，它甚至预示了电子时代里超文本的出现。但是仔细琢磨起来，也许这不是预言，而是福柯对以往阅读行为的总结。虽然电子时代里超文本是如此，但最初阅读和书写的行为出现时候，这样的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指涉性就已经存在了，它甚至就是轮子的特性，从古至今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最伟大的作家永远都是匿名的姿态，我们熟知的莎士比亚已经不是原初时候的莎士比亚。正如艾柯在谈话录中所言，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只需为人所知，也就是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曾在名为《书》的小说中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书是一个有自主生命的个体，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们在成长，书与书中的人物同样在成长。舒尔茨同样敏锐地察觉到了书与书之间神秘的联系和指涉性，这同样也是卡里埃尔在谈话录中所谈到的：“每次阅读显然都在修改书本身，就如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一本伟大的书永远活着，和我们一起成长衰老，但从不会死去。时间滋养、修改它；那些无意义的书则从历史的一边掠过，就此消失。”这段话同样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上理解，当我从艾柯和艾里埃尔的对谈中联想到福柯的“书无界”和舒尔茨的“生命之书”，我就构造了另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点就是《别想摆脱书》，而福柯关于书的论述和舒尔茨的《书》以及其他匿名姿态的文本则构成了一个发散的局域网络。这样的理解方式让我觉得妙不可言，仿佛把我引入到一个只有享受精神和智慧才能真正焕发出愉悦的境界。
如果用一句话作为我阅读《别想摆脱书》的最大感想，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一句：我已永无可能在生活里获得平静，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思郁（书评人）
